时代信报：曾经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文化沙漠”，深圳举办读书月的初衷是不是就是为了摘掉这个帽子？

    邱建华：深圳被称作文化沙漠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相关，因为深圳和北京、西安等城市相比，确实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但事情的重要方面是，深圳自建市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建设确实没有跟上步伐。在1996年之前，深圳最大的书店也不过几百平方米，似乎这个城市除了经济建设不需要文化。但实际上，就在这个几百平方米的书店内，它每平方米的销售量是全国的最高纪录，市民读书的热情非常高。

    1996年，深圳书城开业，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举办。深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图书盛会，市民的读书热情一下子爆炸———书市期间的门票从5元钱炒到了800元，政府出动了约400名警察维持秩序。这说明什么？深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建设落后了，市民的文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深圳举办读书月的目的就是满足大家的读书需求，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

    换句话说，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有义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政府出资举办读书月，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共文化的购买行为，它理应为公民提供文化服务和产品。

    时代信报：读书月8年来，深圳收获了什么？

    邱建华：因为有了读书月，有了深圳的全民读书活动，有了知名社会人文专家、学者来为深圳作智力支持，深圳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城市，突破了深圳没有厚重历史的局限。现在，一个尊重知识、崇尚文化、追求文明的氛围正在形成，一个学习型城市的文化空间正在建立，深圳人在读书中达到了心灵的美好、安宁和宽容。

    除此之外，一个深圳的中学老师曾经告诉我，在参与读书月活动之后，他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书友，感觉深圳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城市、一个只讲究经济效益的城市，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人际间的温暖在深圳市民中间流淌。

    时代信报：很多人都来向你们取经，包括重庆，你觉得最值得说的经验是什么？

    邱建华：举办读书月不能为了政绩或者是兴一股风，或者是契合某个领导人的喜好，否则那就会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所以，对于举办读书月来说，一定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只有这个模式建立了，读书月活动才能持续、优质地开展。

    首先，政府一定要在资金、社会动员上大力支持，但同时也要注意，就如同奥运会一样，政府举办的活动可能比较注意效率，而不是效益。要想得到持续发展，必须要依靠社会、企业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读书月活动，既要讲效率也要讲效益———包括社会、企业在活动中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深圳读书月允许企业在不损害读书月品牌的前提下赞助，实行适度的市场化。与人们想象不同的是，深圳读书月活动办公室也是挂靠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下的一个常设机构，不是公务员，完全按照企业的模式在管理。